挑战与新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时期。马克思主义仍持续影响着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选题和语汇，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存在形式已然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多数学者仍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规范和指导，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内化为一种学术基因，这也是当下中国大陆史学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史学的一个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今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又颇难划定，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心悦诚服、将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若干老辈学者之外，似乎难以寻觅出一个世所公认、相对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派性、门户家法之别已大为淡化，其标签意义在衰减，而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路径、一种思维方式存在。唯物论和辩证思维已潜移默化为学者们思维中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沉淀到心理层面。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在这种情形下，要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做一番勾勒描述颇有无所适从之感。

从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遇到的挑战及其回应角度进行观察似为一个可行之法。就内部而言，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几度陷入危机。去教条化、防止教条主义复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从外部来看，1990年前后国际共运遭遇重挫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蔓延动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不少学者试图改弦更张：一是向后转，回到马克思主义占主导之前的民国时期，重倡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和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所代表的实证考据之学；二是向西转，与西方新史学接轨，拥抱西方的社会科学，步海外中国学之后尘。20世纪90年代的“告别革命论”和21世纪初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解构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话语。这一系列冲击和挑战，刺激、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校正，日益走向成熟。正如林甘泉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正酝酿着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挑战和应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着自身的重塑和再造，孕育着升华和蝶变。本文即从这一视角出发，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路和趋向，进而探析其现实境况和未来命运。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最大的危机和挑战来自其自身的教条化倾向。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身上一副最沉重的枷锁，也是损害马克思主义史学声望的罪魁祸首。教条化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化，它扼杀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活性，使之趋于僵化保守。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教条主义构成了强烈冲击，教条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但教条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完全清除，去教条化的任务仍未彻底完成。教条主义是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根源。只有肃清教条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才能使今天的人们自觉自愿地采信，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如何化解去教条化与坚持理论指导之间的张力，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妥当处置的问题。对此，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研究者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

要使马克思主义为学术研究提供向导和助力，而不是一种限制和束缚，就必须具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首先，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经学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归正常的、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何兆武指出，历史学不是经学，不能走以经解史或以史解经的道路。多年来历史学界形成一种把理论当作某种给定的、现成的、不变的真理的思维定式。历史学家无需加以研究，只要用材料或例证来充实或疏证这个现成的、给定的真理架构而已。这实质上是以考据代理论，是在对理论进行考据研究，是经学而非科学的方法。将理论本身当作永恒不变的、不可究谙的，只能通过例证来增加对它的信仰，这是经学的态度而不是科学的态度。人们对理论的认识有一个不断修订和改造的过程，理论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这就是说，理论研究只有摆脱经学思维才能不断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运用也必须从经学的方法转换为科学的方法。显然，这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而言的。

其次，必须摆正理论方法与具体研究的关系。教条化造成了理论方法与具体研究的单向决定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引入非历史、超历史的歧途。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真正告别教条化，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使理论方法与具体研究形成联动，让二者展开持续地对流和互动，从而使理论方法不断地得到调整与更新。郭世佑结合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具体阐述。他发现，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制约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开展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必须以理论研究为突破口，检视长期存在的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和方法，提高宏观理论研究；同时要从大量的历史材料中，对近代中国畸形和特殊的社会作出具体的研究，从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不应拘泥于某些现成的结论。这一处理方式将唯物史观转化为一种可调节、可升级的研究工具，使理论与史实之间具有了一定的弹性空间。由此，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从教条化走向历史化。

瞿林东提出以理论指导推动史学创新的主张。他认为必须将唯物史观与教条主义区别开来，既不要以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研究领域的结论，也不要把唯物史观视为史学创新的羁绊。第一，作为认识历史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唯物史观没有“过时”，还没有一种科学体系可以取而代之；第二，对于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应作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和运用，尤其不应以其代替具体研究的结论；第三，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关键在于把唯物史观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研究对象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他还特别指出，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有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非教条化的理论指导不但不会束缚史学创新，反而会成为史学创新的动力，助推史学的发展。在此，去教条化仍然是唯物史观正确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最后，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能一味排斥异见、罢黜百家，而必须鼓励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学派的产生，建立一种良性竞争机制。陈国灿强调，由于社会各领域的具体条件不同，研究者依据的资料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上历史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同一领域得出的结论有异甚至存在较大分歧，由此会产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不同历史理论流派以及它们之间的激烈争辩。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中国史学进一步成熟的标志，是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不同学派的争鸣、碰撞、交锋，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保持学术活力，抑制教条化倾向和理论惰性的滋生。

在清除教条主义、发展唯物史观的工作中，澄清和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内涵无疑是一项重要内容和根本任务。

庞卓恒对唯物史观的内涵予以重新解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科学意义上的人学。唯物史观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是把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视为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的决定论。把马克思或恩格斯在某些具体条件下对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所作的粗略的归纳性描述上升成为普遍规律；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一切史料和史实、一切历史现象和过程，都只不过是那些普遍规律的外在表现，因而都应该纳入那些普遍规律的框架中去定位。这种做法有违于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普遍有效的因果必然性规律，但长期被学界误解为是某几种社会形态递进规律。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蒋大椿，在对长期被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和最基本原理的几个观点进行检讨之后，深感唯物史观之名承载了太多误解，已积重难返。他提出一种超越唯物史观而重新理解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拟命名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性质是一门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内在地融合了实证性、抽象性、价值性、艺术性的整合学。他预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实行自我批判、弥补了传统的理论缺陷后，会达到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将拥有足够的理论潜力与各派史学竞争，继续真正地居于主流地位。在此过程中会出现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并在国际史坛形成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蒋大椿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争鸣，《历史研究》在2002年、2003年分别发表了吴英、庞卓恒和汪征鲁的商榷文章；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等八家单位于2002年10月举行史学理论座谈会；《史学理论研究》在2002年第1期发表了座谈会侧记以及沈长云和郭小凌的文章。其他刊物闻风而动，也刊载了一些相关的讨论文章。这构成了21世纪之初在马克思主义学界激起波澜的一个事件。其实，蒋大椿的思考并非离经叛道，而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检讨流行唯物史观工作的延续，希图在批判之后继之以建设。但在唯物史观中心地位发生动摇的背景下如此主张，则难免被视为不合时宜了。

还有学者主张通过剥离长期包裹、寄生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异质理论来还原马克思主义。启良提出，唯物史观要发展，必须走出实证主义的阴影，结束长期以来被实证主义所挟持、所误导的状态。他认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失误在于：史家们所奉行的理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更准确地说，是用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口号下实际奉行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实证主义史学“是一种典型的先验论历史观”，被苏联的学者用来改造唯物史观，而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学；“历史学要想走出理论困境，真正达到彻底意义上的新生，就必须剪断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脐带”。这即是说，只有超越实证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时期史学改革中的活跃角色如蒋大椿、庞卓恒等，一方面基于自身的学养对唯物史观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共同的指向，即恢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唯物史观。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理论、新方法如系统论、人学、发展学等植入唯物史观之中，试图使唯物史观焕发青春活力。其苦心孤诣，令人钦佩，但就实际效果而言，他们的努力不一定称得上成功，未能起到力挽狂澜之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自身，而在于时代风气的难以抗拒。

除了对唯物史观认识上的变化之外，走出教条化的一项富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本土化探索。许多学者认识到将五种生产方式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弊害，呼吁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途径和方法。田昌五主张对中国历史上那些最具特色的重大历史现象作深入研究，进而归纳出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范式，重建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体系。而且，他已制作出一种替代性方案。晁福林则是将构想落实为具体研究的典型代表。他不否认五种生产方式说从社会形态的根本问题角度说明历史所具有的历史功绩，但目前必须突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制约，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他提出以秦统一为界将中国古代社会区分为“氏族时代”和“编户齐民时代”。晁福林使用的概念术语发生了置换，但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并未改变。其70万字的巨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中基本没有引述马克思，但处处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体现了活用、善用唯物史观的高超境界。目前看来，社会形态研究是最能体现唯物史观学术风格、发挥唯物史观理论优势又能最大程度凸显本土特色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此应当大有可为。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去教条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告别经学模式和经学思维，走上科学求真之路。马克思主义也不再高悬历史学之上，而是力图融入、深入历史研究之中，接受具体研究的检验和修正。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反思作为普遍历史发展模式的有效性的基础上，开始致力于建构一种本土化的历史体系。不过，应当警惕的是，教条主义是一个具有极强再生能力的毒瘤，一旦遇到适宜环境就能再度复活并侵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肌体。防范教条化风险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项长期任务。

1989年的东欧剧变、1991年的苏联解体，犹如一场高烈度地震，使国际共运遭遇重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态势似乎势不可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影响急剧下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时甚嚣尘上。中国大陆史学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有效性面临质疑。不少学者纷纷谋求新的出路，回到实证史学和向西方史学看齐成为两种主要选择。这两种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区别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部分学者的基本前提是舍弃马克思主义，取马克思主义而代之。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不说是直接的挑战和威胁。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变动是实证风气的回流。许多学者表示出对理论的厌倦和排斥，复将考据当作唯一的真学问。陈寅恪、钱穆取代郭沫若、范文澜成为史学家的典范，成为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偶像。据论者观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其史学观是“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具体表现为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从20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就是回到乾嘉。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等若干种专业史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倾向看，回到乾嘉是一种主潮了。人们对理论概括性的东西厌烦了，首先是读者厌烦了，编辑就适应读者的需求，不再发表综合性概括性的论文，有的编辑部还把这一条定为规则。”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除20世纪80年代外，理论论辩并不突出，更引人注目的是实证研究取向。尤其20世纪末以来，学者对理论的兴趣持续减弱。这种对理论的轻视受影响最大是唯物史观，而不是其他理论，直接导致了唯物史观地位的下沉。

与20世纪80年代初对“回到乾嘉去”的批判不同，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不能采取以往那种对实证风气的强势打压姿态，而是强调与实证方法的兼容性，凸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实证要素，试图化解两种学术路径的对立和冲突。

老辈学者林甘泉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历史研究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内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轻视史料，也不排斥实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实证研究方面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避免繁琐考据的偏向，可以发现历史现象深处和背后的历史内容和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指的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这样，马克思主义与实证方法就由对立变为统一。他还认为郭沫若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这就与以往的认识有了明显不同，过去强调郭沫若的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及对实证方法的超越。不仅如此，林甘泉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时，也放弃“资产阶级史学”的称谓，代之以“近代实证史学”，并承认“近代实证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这既是对既往学术史事实的一种确认，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纯粹从政治立场研究学术的反思态度。

不得不承认，在一定层面上，实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构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实证史学的流行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压制。也不得不承认，实证史学的确击中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薄弱环节。实证史学的复兴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缺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应对之策不是与实证之学一决高下，而是取人之长以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史学素以理论见长，也曾以此鄙薄蔑视实证之学。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不排斥实证，相反是以实证为根基。郭沫若等前辈学者已经树立了光辉典范。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继续重视和加强实证研究，具备深厚的实证功力，在实证研究方面真正有所建树，推出经得起检验的学术成果，才能立足于学林，获得各派的尊重和认可，将越来越多的学者集结在自己的旗帜下。

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另一个强劲对手是西方史学，尤其是海外中国学。中国历史学与国际接轨必须经历一个学习西方史学的阶段。随着西方史学的视角、方法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史学所借鉴，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相对有所模糊、淡化。西方史学形成了强大的辐射效应，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尤巨。如何处理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学者指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有一股很坏的学风时隐时现，时起时伏。有一股倾向，将两者对立起来。要么借研究西方史学及其理论之名，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要么借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名，排斥批判地吸收西方史学及其理论，这都偏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消极作用。”而合理的态度是，坚持唯物史观与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及时了解与吸收西方史学的新发展、新变化，从而改进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闭塞僵化；不坚持唯物史观，不用唯物史观去检验各种史学流派的优劣，就会陷入盲目，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史学。邹兆辰同样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它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彼此抗衡，也有相互借鉴。开放与吸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的不竭动力，过去是如此，新世纪也必将是如此。林甘泉也表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愿意多学点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弥补自己这方面知识的不足。”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放弃真理在手、唯我独尊的傲慢姿态，与西方史学展开平等积极的对话，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一种理性认识。

由于西方史学以欧美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它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相对间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冲击最大的是海外中国学。三十多年来，海外中国学的作品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推崇，成为灵感的源泉，成为模仿的对象。概念、理论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强项，但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概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往往是不契合的，他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替代性的解释。海外中国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海外中国学的挑战进行了回击。一个典型事件是对美国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集中讨伐。1957年魏特夫此书出版后曾在西方和亚洲各国受到广泛注意，在中国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较大影响，引起讨论。1989年此书中文版面世，此后国际形势巨变，国内理论界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肃清异端言论，选中此书为靶子，对魏特夫的理论命题展开讨伐。林甘泉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是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产物。该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污蔑中国人民政权制造理论根据。对于魏特夫运用自然标准和政治标准划分“治水社会”的核心、边缘和次边缘地区，把世界上许多社会历史发展极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划入“治水社会”，把治水视为东方国家专制主义政治权力产生和强化的唯一前提的说法，林甘泉斥之为历史的虚构。魏特夫在关于东方社会结构、东方国家起源、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质”、东方社会的发展动力和道路等方面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可贵的是，这场对魏特夫的批判并未采取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的做法，而是破而能立，承认魏氏以特殊的经历、宽阔的知识面和多年研究的积淀，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资料；他描述的东方社会政治、思想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方的特点；他提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值得思考。这表明，政治批判中附加了一定的学术探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一些学术问题，能够以客观、冷静、审慎的态度加以分析评论。而且，不以批判为最终目的，而是以批判推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主张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既要分清马克思主义与魏特夫理论的不同，又要看到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与魏氏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关系。多进行正面研究，抓住历史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魏氏提出的重要问题：东方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叫专制主义？以及国家与社会、农民学、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也须认真究明，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不仅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角度，而且从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生产工具等各方面作多线、综合的考察。还有学者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这一新的学科。这就带有将政治批判引向学术讨论的意味了。

另一部触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神经的著作是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该书气势恢宏地重构了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神话”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2000年此书中文版出版后在中国史学界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但此书对欧洲中心论的挑战波及马克思的理论。弗兰克将马克思归入欧洲中心论的行列，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说法，“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想象的产物，在实际历史中根本没有依据”，“关于生产方式的整个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闲扯”。这就引起了中国秉持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者的不满。

林甘泉不同意弗兰克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分析视为一种“欧洲中心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非仅以欧洲的经验材料为依据，而是建立在他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世界各国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材料基础上的。100多年来世界各国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补充和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一些具体论述，但没有、也不可能推翻其基本观点和框架。他批评弗兰克随意界定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夸大市场的作用，乃至于否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意义和重要性。

卢钟锋对西方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观进行了总批判。他从19世纪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观谈起，依次剖析了20世纪前半叶费正清的“传统—近代”断裂说、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史观、20世纪后半叶汤因比的中国历史循环论、全球史观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中国历史连续性理论、弗兰克的中国经济中心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以及施坚雅区域经济、罗维廉的公共领域等中层理论。卢钟锋得出结论：“它们都不把人类历史的进程看作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都不把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作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根本依据。因此，它们或者看不到中国历史的发展，或者不能正确说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关系，更不可能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性质特点。”

由上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海外中国学的冲突，根源在于历史观的分歧，尤其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不同态度。海外中国学作品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贬低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能容忍的。不过，近年来涌现的海外中国学作品即使涉及马克思主义，也主要将其作为西方传统理论的一支来看待，并非冷战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论敌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对西方中心论的反叛，正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摆脱西方话语、构建本土化理论的一个起点。就此而言，海外中国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共同立场和相通之处，可以形成一种共存互补、和而不同的关系。

归根结底，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西方史学具有两面性，既是对手，又是益友，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运用。如果以西方史学为正宗，对唯物史观横加批评和质疑，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取代唯物史观，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景堪忧。如果能以唯物史观为本位，对西方史学有所取舍，以西方史学之长济唯物史观之短，使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更具弹性、包容性、创造性，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望繁荣发展、蒸蒸日上，开创出前所未有、与众不同的新局面。总之，面对外部的种种挑战和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拥有足够的胸襟和雅量，将挑战转化为自我变革的动力，而不能试图强力对抗、征服挑战者，以维持现状、封闭自守为满足。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定见，认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书写革命的历史，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达到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取消阶级立场、否定革命、忽视革命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观念遭遇到挑战。李泽厚等的“告别革命论”，颠覆了传统的革命史观。在近代史领域，“现代化范式”构成对“革命史范式”的有力冲击。进入21世纪，以淡化、丑化革命为表征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滋长，似乎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危险的敌人。

1995年5月，曾为20世纪80年代思想领袖的李泽厚与其友人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在香港一经出版，立即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反响。此书《序》中指出：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21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

1966年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邢贲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一文，对《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进行公开批判，认定“告别革命论”的目的在于取消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右的干扰”。张海鹏随即发文称，“告别革命论”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人员从该书摘录3万余言，以《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甚么问题？》为题，印发内部批判材料。大陆主流学界以强大火力对“告别革命论”展开围剿。

李泽厚、刘再复对其“告别革命论”也有所申辩。李泽厚指出：“不要革命，并非不尊重过去革命所高扬、所提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道德品质、崇高人格。它们仍然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太上立德’，这些英雄们在这个方面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刘再复也强调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我们反对或否定的是过去那种对革命的无条件的盲目崇拜和歌颂。但这不是说，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只有负面价值，也不是说革命在任何时期都缺少理由。因为革命也确实可以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之所以要“告别革命”，是为了避免下世纪重复用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方式来更换政权。李泽厚还针对过去“革命哲学”“斗争哲学”提出“建设哲学”的观点。不过，批判者对这些辩解未予理会。

能否简单、轻松地“告别革命”，道理不言自明。按李泽厚的说法，“告别革命”是为了反思革命、重新认识革命。只有理性地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才能克服历史的巨大惯性，才有望实现21世纪中国的富强之梦。“告别革命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革命与改良、革命史观的反思的延续和深化，其现实意向是为当下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张目。无疑，“告别革命论”是对传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悖逆。但马克思主义也是与时俱进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应当保持高度的开放，克服“傲慢与偏见”和理论惰性。一味固守旧的立场、理念，拒绝新思想、新认识，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越来越疏离于时代，孤立于学术发展的潮流之外。

关于“告别革命”的讨论不但激起了思想领域的波澜，而且催生了中国近代史领域内“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在“告别革命论”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力图寻求新的理论体系，实现范式转换。美国学者黄宗智、德里克关于中国近代史范式的评论则使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明朗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传统被称为“革命史范式”；而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的做法被归结为“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论者指出革命史范式的单一的革命史视角导致的两点“认识失误”：“其一，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改革或‘改良’统统否定了……其二，由于现实的革命仍然主要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于是将它直接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衔接，农民成为古往今来历史的主体、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现代化范式“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它主张把“革命史”看做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范式”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革命不再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而是被整合到现代化进程之中，成为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罗荣渠的这种现代化研究已经超越了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而形成一种新的方法。

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固然承认自身存在的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一些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但坚称它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近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或基本内容就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现代化或现代转型问题只是从属于这一主题的一个方面，无法取代这一主题。而且，旧范式也不是绝对僵化的，也同样在变换着视角，引入现代化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革命史范式”试图通过批判新范式、包容新范式达到挽救危局的目的。

这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了分化，主流史学、正统史学与学院派史学之间存在明显分野。主流史学、正统史学刻意凸显革命史叙事与非革命史叙事的差异，归结为立场问题，认为不可调和，已超出学术范围进入意识形态层面。而学院派试图修正、补充革命史叙事，构造一幅新的历史图景，基本是一种学术层面上进行的方法论转换。近年悄然兴起的“新革命史”，突破了传统的革命史观和目的论叙事，从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为学术话语，构建起多元化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与昔日革命史范式主导下的革命史学已经全然不同了。这显示出革命史研究正在突破传统革命史范式的趋势，革命史范式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已经出现了革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现代化范式不断推进、革命史范式步步退却的态势。但中国近代史领域非此即彼的范式转换、范式更替大概短期内难以实现。正如近年论者所指出的：“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并不是两种不可通约的范式，而是存在“复杂的重叠关系”。“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争论在学术方面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新角度观照革命史的学者也认为，“革命叙事”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问题。无论如何评判革命史范式的是非得失，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革命史范式等同起来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对革命史范式的突破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背离。

“告别革命论”在21世纪初还演变成一股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告别革命论”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内容。但“历史虚无主义”比“告别革命论”走得更远。何谓“历史虚无主义”？张海鹏、龚云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两个否定’和‘一个肯定’，即否定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肯定近代中国剥削阶级的统治。”“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强烈影响学术界，造成历史唯物主义被严重边缘化”。

从2005年开始，有关部门对“历史虚无主义”发动密集批判。史学界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大多意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再次显示了自身调动各种资源的实力。批判论调基本一致，所不同者是角度有所差异。这场批判是一边倒式的，在批判者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处于隐身沉默状态，未见公开标举旗帜者。“历史虚无主义”并未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对抗。它像影子一样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尽管如此，有人还是归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三种存在形态，“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时尚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既有政治批判，也有学理批判，或者是政治批判与学理批判相混合，多数采用了政治批判的方式。史学界的批判具有较多学理色彩。然而，即便如此，它是否有助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需要斟酌的。

政治批判主要作用于政治意识形态场域，学理批判则最终要落实到学术建设上来，不应仅仅以批判为能事。将“历史虚无主义”与当前史学研究中出现偏差联系起来，将疾风骤雨、疾言厉色的声讨引向史学的改造和完善，最终由批判走向建设，对史学的发展将发挥一定积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院派史学基本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罔顾史实、随意改写历史的做法受到专业学者的批评和抵制，而在民间史学、通俗史学中却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有些民间史学、通俗史学作品出于某种考虑，以挑战正统史学叙事为能事，一意反其道而行之，着意呈现历史中虚伪、丑陋、污秽的一面，完全颠覆了主流社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许多非专业的研究者或传播者“往往更多地关注与自己有关的历史，关注具体人物研究、关注专业历史研究者因‘轻重缓急’而没有顾及的历史细节和个案发掘，甚至为了吸引关注和牟取名利，故意标新立异，以个别事例来否定成说”。因此，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对于清除民间史学、通俗史学中的乱象更具积极意义，有利于引导人们尊重历史真相，不以猎奇、游戏的心态看历史。这对历史知识的传播无疑是有正面作用的。获取全面的、真实的历史知识并将之传播给大众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对学术研究者的真正考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恢复，反而呈不断下滑之势。正如21世纪初学者所观察到的，新时期以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总体上大致保留着主流史学的地位，但其中含有水分。唯物史观在新时期已经受到过多方面的冲击，对之怀疑的学者日多。有学者更直言道：“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地位显著下沉，曾经主导统治中国学坛达几十年之久的唯物史观派正面临、正经历一场比较深刻、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新中国建立以来一贯作为历史研究指导理论的唯物史观正在被边缘化，已是不争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史学表面上虽保持相当大的体量和规模，但实际的声威和影响已经大不如前。

但也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乐观估计。瞿林东即认为，从有关讨论来看，20世纪末学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态度已经十分平静、严肃、科学，消除了以往的浮躁。这说明中国历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正逐步走向成熟。也就是说，热闹不等于繁荣，归于平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回到了正常状态。还有学者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历史学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时期，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已稳固确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已经建成并不断完善，学术繁荣的局面已经全面呈现。另有学者做出更细致的区分，认为1990—200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思和确认阶段，2000年以来进入深化和升华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没有式微而且获得新的发展。

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存在不同的判断，可能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及范围认识的差异。持担忧态度者的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狭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著出发，对郭沫若等五老“照着讲”“接着讲”，突出理论方法、话语体系等与其他学派的分野；持乐观态度者所指的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指在不违背唯物史观的大前提下的全部常规研究和创新探索，包括了超越经典的“自己讲”。广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容量极大，边界较为模糊，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这种观点基于如下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中国史学百川归海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中国史学的基调，是引领和整合中国史学的主导力量，而非马克思主义成分占有的比重微乎其微。因此，当代史学几乎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

同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观期待也有差异。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受到普遍尊奉，不再是人们追踪的热点，关注的中心，已不是时髦之学。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已经被边缘化了。对此不必过于悲观，毕竟以往那种万山红遍的局面不是史学发展的常态，也很难重现。目前的中国史学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格局。况且，学术发展是不断进化的，也有一定的轮回。任何一种思潮、路向都不可能永远占据中央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有一定的运动曲线，也有波峰和波谷的交替。当下马克思主义虽不是独步史坛，但已成为史学研究者共有的理论资源，在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它还是今日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史学的重要基座。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未萎缩、沉沦或消亡。目前它正处于一种传统范式基本解体、新的范式尚未形成的转型过渡状态。而这种过渡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我变革、自我突破的勇气和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处于坚持与发展、固守与创新的张力之中。固守经典作家的观点、结论容易沦为教条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内涵又常常被指责为淡化马克思主义乃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究竟何为坚持、何为背离，难以形成共识。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最突出的是社会形态问题、五种生产方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则是革命史叙事或革命史范式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宜以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简单划线而扬此抑彼。长远来看，在承续传统与锐意创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让二者相竞相生，相激相荡，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步是有益的。

尤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突破成规，扩展胸怀，不断吸纳整合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学术资源，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学派激烈竞争、生死相搏的局面已经结束，平等对话、互补共生才是大势所趋。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主动放弃以往那种剑拔弩张的敌我意识和斗争思维，放弃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姿态，理性、包容、平等地对待异质的理论方法，从他者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而不是试图打压、消灭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有效化解目前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危机，将之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从而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水准。一味固持自我中心主义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超越了门户之见、宗派之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色和定位必将出现调整，由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工具”转换为学术知识的“生产工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批判异己，不再是主动挑战或被动应战，而是进行历史学的正面建设，释放和扩张生产性力量。它也将不再满足于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要致力于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发掘被遮蔽的历史面相，对历史变动进行独特的阐释。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立足于学术之林的根本。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迅速崛起和壮大，也正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范式，为当时的历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底层视角、关注结构性因素、洞察社会集团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贡献的积极力量，也都契合了世界史学发展的趋势。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构开放性的宏大历史叙事上应当有更大作为，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融入世界史学发展的潮流之中，以创新为导向，以建设为要务，取得令人信服的学术建树，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塑自己形象和地位的目标才有望真正实现。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成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