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减债越赖账”？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潮将至，中国要早做准备

由于高通胀压力，美欧货币政策转向加快。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融资条件收紧、风险溢价上升，以及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高债务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包括融资成本上升、偿债能力下降和存量债务难以滚续等。多重负面影响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或将出现一波主权债务违约潮。

近10年来，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显著上升。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为抗击疫情和支持私营部门，各国政府普遍产生了大规模公共支出，财政压力和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财政赤字为5%，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65%，较疫情前（2010-2018年）历史均值分别高出5和42个百分点。

受俄乌冲突和美联储加息影响，已有部分国家爆发危机。4月初，黎巴嫩、斯里兰卡均宣布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报告，69个低收入国家中有38个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或处于高风险状态，未来危机国家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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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阶段，需重点关注三类国家的债务违约风险。

第一类是外债依赖程度高、历史信誉较差、且经济复苏乏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如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等。今年以来，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通胀，货币也大幅贬值。虽然这些国家的央行已启动加息，但在本国经济基本面和主权信誉较差的情况下，激进加息不仅无法阻止资本外流，反而会导致本国经济增长前景承压，助长本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

第二类是受俄乌冲突影响较大的高债务国家。一方面，俄乌两国的部分实体已经因战事和制裁而出现债务违约，对持有其债务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银行和金融机构造成资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冲突所导致的大宗商品涨价和难民问题，很多与俄乌两国毗邻或经贸关联密切的国家（如匈牙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财政压力显著加重。此外，部分亚洲国家（如蒙古、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对俄乌贸易的依赖度也显著高于地区其他国家。

第三类是粮食高度依赖进口、贫困问题严峻的重债穷国，如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粮食紧缺、政治动荡等多重危机。受俄乌冲突影响，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多国宣布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目前全球有3.25亿人正面临饥饿，预计有43个国家将要“敲响饥荒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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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困境是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的全球性问题，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寻找解决方案。如果再次出现类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或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况，国际金融市场将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重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在全球治理层面，首要任务应当是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多边机制下的债务重组和减免方案。作为应对债务危机的第一步，G20已通过《债务偿还暂停倡议》，推迟了73个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偿还，并推出了以促进广泛、快速且有序的债务重组和减免为目标的《共同框架》。但是，目前《债务偿还暂停倡议》和《共同框架》的影响仍较为有限。

在债务国方面，该框架只为部分陷入债务危机的低收入国家提供援助，不能救助斯里兰卡、黎巴嫩等危机国家。在符合申请条件的国家中，很多国家也因减债力度不足、谈判过程冗长和担忧主权信用评级下降等原因而选择继续向私人部门高息借贷，而非尽早参与债务重组，最终导致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后续减债成本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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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债务螺旋上升，必须为借款人和债权人尽快开展债务处置创造更多的激励，形成影响更为持久而广泛的多边解决方案，尤其是要为私营部门参与减债提供更多动机、压力和平台。例如，可鼓励符合条件的债务国把债务处置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通过使用债务-自然互换、债务-气候互换、发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债券等可持续发展型债务处置工具，吸引公益机构、国际组织和ESG投资者等更多资本参与减债。

例如，2016年，塞舌尔就与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通过“海洋保护与债务互换”计划，不仅完成了2160万美元的债务重组，而且建立了41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2021年，伯利兹也通过类似的债务互换计划，实现了3.64亿美元的债务重组，以及对其境内30%海域的保护性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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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来袭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潮，中国也应尽早做好准备。作为新兴债权国，中国可以进一步完善对外借贷和债权管理机制，为有需要的债务国提供更为市场化和多样化的债务重组和减免方案。例如，鼓励对到期贷款进行债券置换。一方面，这样可以扩大投资者范围，引入更多私人资本、减轻官方机构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丰富国内债券市场投资品种类，加深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此外，债券比贷款的信息披露要求更高，因此也有助于提高相关项目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与此同时，中国也应当坚持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债务处置，加强与其他债权人的协调合作。比如可以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对有关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进行更好的监督，减轻部分国家“越减债，越赖账”的道德困境。各方的深入合作还有助于形成影响力更为持久和广泛的债务处置规则，为未来的危机应对奠定更好的全球治理基础。